广东诗人杨克：中国当代诗歌不仅属于中国人，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2006年，广东诗人杨克写下了这首《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成为歌颂祖国的名篇。2021年1月31日，杨克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2月1日下午，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邀请杨克等人在广州大剧院举行了一场文学与诗歌的分享会。分享会上杨克重温了这首诗，并指出诗人写作应该写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现场、中国写作的资源，“特别是在百年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崛起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杨克在中国诗歌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指出，中华文明始终处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全球化的新世纪，中国诗人拥有天然优势，将能发挥文化使者和国家名片的巨大作用，“作为屈指可数冠以‘中国'的诗人团体组织，我们深深明白中国当代诗歌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全世界。”

分享会后，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杨克，听他解读当下诗歌创作的现状以及中国诗歌在海外传播的难点。

羊城晚报：您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对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有何标志性意义？

杨克：首先是感谢中国作协的信任，感谢各省诗歌协会会员的信任，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来说，我当选这个职务也是对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个是做好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的服务工作，同时也可以促进我们本省的或者大湾区的，包括广州市的这些文学活动的举行。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因为诗歌界各种见解的人很多，诗歌、诗人都比较活泼活跃，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努力和创造，于我而言，这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个为大家做服务的岗位，我会尽量踏踏实实做好。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诗歌在全国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杨克：我觉得广东还是有些优势的，因为首先广东经济排在第一，其次诗歌人才也比较多，包括这次进入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和常务理事的广东人可能有七八个以上，相对来说比较多，再一个广东诗歌界比较活跃，诗歌活动非常多，从深圳到东莞到广州都有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一直都很丰富。

羊城晚报：有人说这次您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算是广东文化一次突破，为什么这个突破口先是从诗歌开始，而不是小说或者散文？

杨克：就我个人而言，诗歌方面我的影响力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的作品都被8个国家出过，被翻译成16种语言，我客观跟大家讲，也不能说我就是最厉害的，就方方面面综合来说，还过得去。

当然当下广东对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任职并不是代表广东去任职，而是任中国诗歌学会的职务。就像我当中国作协鲁奖评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协也一直强调我们并不是代表自己所在省份来当主任，而是代表中国作协，你必须对大家公正。

羊城晚报：国外是如何评价当下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的？

杨克：中国文化里面汉语肯定是使用人最多的，我们有十几亿人，但是当我们的诗歌在海外传播的时候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汉语的国家、人口还是非常少的，比如我在国外都不如一个巴基斯坦的诗人，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的诗人他直接用英文写作，他的作品是不用翻译的，100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读懂他，虽然他的国家很小，印度也是一样，他们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他们的写作也是用英语完成，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就比较大。有一次陈先发看到一个排名发现捷克排在中国前面，他就很生气，说汉语从古到今都非常辉煌，怎么可能连捷克都不如？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起码在一百多个国家中翻译出版，他一个人就等于我们很多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但是西方懂中文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作家作品很难被翻译到海外。

我们有些作家作品比较好翻译，中国作家里，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余华，因为他的作品比较好翻译，像贾平凹的作品就比较难翻译，这个跟作家作品的好坏没有关系，而跟作品本身的写作手法、翻译难度有关，比如我写的《风中的北京》，我们中国人听来很容易，但是西方人就比较难理解，因为英文中没有风这个词，它只有微风、台风、龙卷风，所以翻译的时候对方就问你这个风是什么风？所以我们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莫言的小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他本身写得很不错，但是与帮他翻译的人员关系也很大。

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网址: http://www.ddzjplzz.cn/zonghexinwen/2021/0210/424.html